大刑事案件也不是初次了。经他所辩护过的这一类案件永远是闻名全俄，使大家长久牢记不忘。还有几个笑话是关于我们的检察官和法院首席法官的。大家说我们的检察官一想到他要碰到费丘科维奇就浑打战，说他们是早在彼得堡开始这一行时就已结下的旧仇人。我们的极其自负的伊波利特-基里洛维奇从彼得堡的时候起，就认为自己总是受到别人的委屈，因为他的才能没能得到人们应有的重视，现在他正振作起全副神来对付卡拉佐夫的案，甚至满心想藉这桩案重振他已趋没落的前途，而唯一使他害怕的就是费丘科维奇。但是关于在费丘科维奇面前到发抖的说法是不十分公正的。我们的检察官生来决不是那在危险面前气的格，相反地，他是那危险越大自负心越的人。总之，应该指的是我们的检察官太暴躁，富于病态的。他时常把自己整个心灵放在某一件案上，好象他的全家命都系在这案的最后裁决上似的。司法界有些人拿他这一当作笑柄，因为我们的检察官正是靠着这格甚至博得了一些名气，虽然并不是到闻名，但是以他在我们的法院里那卑微的地位来说，这实在已经是人意外了。大家特别笑他对于心理分析的偏。据我看来，大家都是不对的：我们的检察官的为人和格来说，我看，他比许多人所想的要严肃的多。但是这个病态的人，还在刚开始这一行的时候起，从最初一开步就那么不善于想法人地，而在以后的一生中也仍旧毫无起。

至于讲到法院的首席法官，只能说他是个有教养，近人情，有办事经验和极富于现代思想的人。他自视甚，但不很关心自己的前途。他生活的主要目的在于一个步的人士。但同时他也有财产，有有势力的亲友。事后表明，他对卡拉佐夫一案是看得很重的，但仅仅只是从一般意义上来说。他兴趣的只是本案的现象和它的类别，把它作为我们的社会基础的产，作为俄国人格的典型写照应该怎样加以看待等等。至于对案件中个人的格，它的悲剧，以及被告和所有有关的人的个，他都抱着象而漠不关心的态度，也许这是最适宜的。

在法官们没有现以前，大厅上已挤满了人。我们法院的大厅是城里最好的，宽敞，大，音响也好。法官席设在一个稍稍起的平台上，在他们右首预备了一张桌和两排供陪审员坐的椅。左面是被告席和辩护律师座。大厅中央，靠近法官席，有一张放“证”的桌。桌上放着费多尔-夫洛维奇的染血的白绸睡衣，那用来行假定的凶杀的、倒楣的铜杵，米卡的袖上被血玷污的衬衫，他那当时因为把一条渗透了血的手帕袋里去，因而在后面近袋全是血清的上衣，这块满染血污，现在已经完全发黄变了的手帕，米卡为自杀用，在彼尔霍金家里装上了弹，而在莫克洛叶被特里丰-鲍里索维奇偷偷取走的手枪，那个用来装给格鲁申卡预备的三千卢布的，题着字的信封，那系过信封的玫瑰丝带，还有其他许多东西，我不准备一一列举了。稍稍隔开一段距离，在大厅的就是旁听席，但在栏杆的前面还放着几把椅，是为证人们供述后继续留在大厅时坐的。十整法官们场了，三人中一位是首席法官，一位是法官，另一位是名誉调解法官。检察官自然也立即现。首席法官是躯短小胖的人，比普通中等材矮些，有五十岁左右，一副灰黄的面孔，黑中夹着银丝的，剪得极短的发，挂着红绶带，——不记得的是哪一勋章了。我觉得，——不仅是我，大家都觉得，检察官的脸煞白，简直近于发绿，似乎不知为什么也许是在一夜之间突然消瘦了下去，因为前天我还看见过他气完全正常。他一开始先问法执达吏：陪审官们是否已经全到齐了？…然而我看我不能继续照这样讲下去，至少是因为有许多事我本没有听清楚，有的事没去太注意，还有的事是忘了提起，但主要是因为我在前面已经说过，如果把所说的、所发生的一切全记下来，我的时间和篇幅一定是不够的。我只知辩护律师和检察官两方面对陪审员资格提异议的不很多。这十二位陪审员我倒还记得：有四个是我们城里的官员，两个商人，六个是本城的农民和小市民。我记得，社会上，特别是太太们，还在开前许久就有人颇为惊异地询问：“难这样微妙、复杂，牵涉到心理学问题的案件可以给一些官员，甚至农民去作生死攸关的决定么？这些官员，尤其是农民，能懂得些什么呢？”这四个被选为陪审员的官员果真全是低级小官吏，发都斑白了，——只有一个稍年轻些，——这些人在我们的社会上默默无闻，他们靠微薄的薪俸度日，多半有上不了场面的老婆，还有一大堆说不定甚至是赤着脚的女，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