事变发生后，我错误采取“攘外必先安内”的方针，继续对红军进行“围剿”造成红军的大量伤亡。做了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，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。

西安事变后，与贵党实行第二次合作，建立了国共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，积极部署和指挥中**队开赴华北和淞沪前线，抗御日本侵略军。组织了淞沪会战，太原会战，徐州会战，武汉会战等战役。广大爱国将士奋勇杀敌，粉碎了日本帝国主义妄图速战速决、迅速灭亡中国的战略计划。也曾为中华民族抗击外来的侵略出过微薄之力，当然也犯过一些战略战术方面的错误。

抗日战争胜利后，我又全面发动内战，而且“无罪”释放了末任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，给中国造成的损失是不可估量的。1949年，新中国成立，我逃到台湾后，继续坚持与人民为敌。又对中华民族犯下了新的罪行。

我犯的错误和罪行很多，在“中正自述”中我已经交代并作了反省和检讨，这里不再一一赘述。我的错误和罪恶的根源是我的资产阶级世界观造成的。

润之，1952年2月，我已被下了两次病危通知书。在生命垂危之时，是你们**人用最好的医生，使用最好的药，对我进行24小时特殊护理，并组织最好的心肺专家对我的病情进行会诊。而且承担了一切费用。中央又为我派来了专门的医疗小组。对我进行了全力的抢救和精心治疗。

是你，又批准我回大陆安度晚年，并拨出专款在庐山为我修建宅院。允许犬子蒋经国与我同住。在海外的亲属可以前来探亲，来去自由。

你和中国**的宽大政策恩惠到我这个罪无可赦的罪犯，真是天高地厚、恩同再造，感恩图报之情罄竹难书。纵观古今中外象我这样经历的人，几乎都没有得到好的下场的。他们不是被满门抄斩，被驱逐流放，就是被送上了断头台。如果不是你和中国**对我实施的无产阶级伟大的人道主义，我早已成了飘零在大陆之外的孤魂野鬼了，不可能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名新公民。”

这几年来，我完全脱离工作，脱离社会，每天混、吃等死，让我感到有愧于这个国家，有愧于中华民族，也有愧于你和**对我的挽救。我今年虽说已经69岁了，但觉得自己身体还好，我总想能有一个机会，再为我们这个国家、我们这个民族做点什么有益的工作，对国家和民族献出我最后的一点余热，这是我蒋某人最大的心愿。我知道，像我这样一个罪恶滔天的人民公敌，不可能再作什么重要的工作。但我还可以作些技术性质的工作，以求补过于万一，以报答你和**的再造之恩。

最后衷心地敬祝润之你身体健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