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氏是以奏乐地之不合于礼来解释贤者闻乐忧伤的原因的。其实好的音乐未必不能在外演奏，譬如《庄·天运》中写到“（黄）帝张咸池之乐于之野”就是一例。王安石则称：“幽王鼓钟淮之上，为连之乐，久而忘反（返），故人忧伤。‘淑人君，怀允不忘’者，伤今而思古也。”（吕祖谦《吕氏家塾读诗记》引）苏辙《诗集传》则发挥传“幽王用乐，不与德比”之说，云：“言幽王之不德，岂其乐非古欤？乐则是，而人则非也。”意谓乐乃正声嘉乐，而幽王之德无以之。

如果撇开这些陈说，将此诗的主题泛泛地理解为“在奏乐的场合中，思念君而悲伤”（亨《诗经今注》），则又过于空。事实上诗人是有而发的，这慨折他对国运、时代的忧思。从诗的卒章来看，他所听到的不是一般的音乐，而是“雅”、“南”之类的周朝之乐，这些音乐与周朝的辉煌历史联系在一起。诗人国运衰微的末世，听到这盛世之音，自然会慨今昔，悲从中来，从而会有追慕昔贤之叹。方玉云：“玩其词意，极为叹周乐之盛，不禁有怀在昔淑人君，德不可忘，而至于忧心且伤也。此非淮徐诗人重观周乐、以志欣慕之作，而谁作哉？”（《诗经原始》）方氏之论是言之成理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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接下来的问题是，此诗是不是“刺幽王”孔疏引郑玄说曰：“郑于《中候·握河纪》注云：‘昭王时，《鼓钟》之诗所为作者’”孔氏称：“郑时未见诗，依三家为说也。”郑氏之说或以为自韩诗，或以为自齐诗，其立说的据就是因为《左传》有昭王南征的记载。此说后人多从之，但也难以成为定论。方玉《诗经原始》云：“此诗循文案义，自是作乐淮上，然不知其为何时、何代，何王、何事。小序漫谓刺幽王，已属臆断。欧氏云：旁考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史记》，皆无幽王东巡之事。《书》曰‘徐夷并兴’，盖自成王时徐戎及淮夷已皆不为周臣；宣王时尝遣将征之，亦不自往。初无幽王东至淮徐之事。然则不得作乐于淮上矣。当阙其所未详。”这是较为客观持平的议论。而汪梧凤《诗学女为》引《竹书纪年》所载幽王十年王及诸侯盟于太室，秋王师伐申事及《左传》所载楚灵会于申，说明幽王有东巡之事，且淮南胎簪山，其地与申、太室均豫川地，以此认定《鼓钟》为写幽王事之诗。由此众说纷纭，可见这实在是一笔纠缠不清的历史旧帐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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