其时封建诸王，最有势力的是梁孝王刘武，他与景帝同为窦太后所生，景帝看待他，自与别的异母弟不同。又以吴楚七国之，梁国的位置在河南、山东一带，正居中原，为战略上的要地，所以发生了极大的阻挡作用。事平论功，梁工居首。

这一下，临邛县民纷纷猜测，不知来了个什么贵人？看他的架这么大，县官这么恭敬，可知官阶一定不小。这些猜测，越传越盛，终于传到了卓王孙耳朵里。

“这个面怎么法？”

不过，邓通获罪，他受赐的铜山必由国家收回，卓王孙与他的合伙关系，当然亦告终结。就这样，卓家的财富，依然无人可及，同时冶铁的事业仍旧存在，仅仅守成，亦可数世不愁衣。

信虽简单，准备为他想办法的诚意，并且必有办法好想的把握，是很显然的。

窦太后也偏这个小儿，赏赐不可胜数。于是梁王大治室，广结宾客。四方豪杰，云集大梁，山东“稷下”一派的学者，如邹、枚乘等人，亦为梁王的上宾。

于是卓王孙说：“王县令总算是个很知趣的人，我们给他个面吧！”

当然，他懂得打秋风的方法，最要的是不能寒酸相。于是悉索敝赋，把能够变钱的东西，统统卖光，凑足一笔盘缠，作背城借一之计。因此，到临邛的时候，车仆从，一应俱全。派相当不坏。

就在这困愁城的日中，他接到了临邛县令王吉的信，信写得很简略：“知你宦游不得意，来看我。”

卓王孙那时应该是四十岁左右。有一个儿，两个女儿，其中一个女儿叫文君，生成绝，肤尤其好，柔如脂。她从小生惯养成任外向的格，所以放诞风，艳名四播，不幸红颜薄命，她十七岁就守了寡，卓王孙把她接回家来住，一则是养尊优，在娘家的生活舒服，再则知这个女儿的格，怕闹丑闻来，面上不好看，接回娘家，自有防范的意思在内。

其时临邛的县令名叫王吉，他有个好朋友叫司长卿，是成都人，本名犬，因为仰慕蔺相如的为人，改名相如。司相如喜读书，也学过击剑，在文学方面，是个不世的天才。他家的境况不坏，所以了“郎”官拜“武骑常侍”

“请王县令的贵客吃个饭，如何？”

在王吉是早就设计好的，亲自城迎接，把他安置在公家的“招待所”里，就像接待贵人那样，每天都要到招待所去谒见请安。司相如也摆贵人的架，接见了几次就厌烦了。等把名刺递了去，叫僮仆来挡驾，说有病不见。而碰了钉的王吉，依然一天一趟，报到不误。

卓王孙的架也不小，县官并不在他中。平时只在他那占地十里之广的大宅里纳福，偶然门，也无非与他的同行，也是富的程家和郑家有所往来。这一天偶而聚在一起，谈到了住在招待所的这一位贵人，都觉得他的来似乎不小。

汉朝有这样一制度，选富家弟，充作皇帝的侍从，称为“郎”后世以郎为年轻男的称，即由此而来。因为侍奉天，所以又称“侍郎”又有“侍中”、“中常侍”等等职称。“郎”的官俸不，而服装车极其讲究，因而非富家弟不能，但天近臣，分不同，而且只要有才，极容易受到赏识。不幸地，景帝对于文学，并不好，同时司相如吃，而在皇帝左右奔走，重要的是奏对捷，所以他官并不得意。至于他本人的作风，又不脱文人散漫自适的本，更不宜这个需要随时注意仪容，保持警觉的宿卫郎官。这样，即不得意，又拘束，他便起了弃官的念。

邓通得罪饿死，他的合伙者卓王孙未受影响。这因为景帝的目标只在邓通，不愿株连。同时卓王孙原有临邛、荣经两合法的铜山，取之不尽，用之不竭，无须违法到国境以外去盗铸。凡是大企业家，事业只要上了轨，有了制度，往往只有一个因素可以使他垮下来，那就是作非法的勾当而受罚。否则即使遭遇了极严重的意外，如战等等，依旧有复起的可能。卓王孙固守法而免祸，就是一个最显明的例。

，相去数千里之遥，衣难免有接济不上的时候。到来，邓通果然活活饿死。

这样，过了五、六年诸侯门下饮酒读书的闲适生活，忽然遭逢意外——梁孝王在猎途中，一病而亡，居停既逝，门客星散，司相如潦倒还乡，境况十分艰窘。

景帝即位的第七年，梁工人朝，这些学者也都跟着到了京城。司相如跟他们谈得非常投机，因而告病辞官，投了梁王门下，在梁国住了好几年，有名的“虚赋”就是他此一时期的作品。

司相如也知临邛多富翁，有好朋友在那里县令，这个秋风大可一打，所以决定接受邀请。

西康荣经县，现在有两个遗迹，一个名为“邓通城”是他免职家居还保有铜山时的住；另一个就是“饿死坑”邓通死后，上连铜簪都没有。